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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世文豪 第65节(1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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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地赋税和教化是华夏传承几千年中,一直看重的两条线,其历史上总会有多次改革,这些改革在后世也会经常研究,以史为鉴。

虽然历史进程不同,但历史走向都是类似的。这个时代的政策和余柏林所学历史也多有类同。因此,这些政策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,施行过程中的阻挠、缺陷等等,余柏林都了然于心。而后世学者评论过去政策,也都会讨论“假如我在那个时代,该怎么做”,所以要提出建议,也十分容易。

比如土地政策推行原因,不就是土地兼并问题,农民无地生计堪忧,豪门大置田地还不用缴税。导致社会矛盾激烈税收减少。再加上税目繁重农民压力大,官吏可操作的地方也多。本来土地兼并就活不下去了,再这么剥削,各地就该此起彼伏的揭竿起义了。

重新丈量土地,统一税制,改粮为银,本就是大势所趋。

余柏林稍稍打好腹稿之后,以后世方法先在草稿纸上写上大纲,然后修改几分之后,提笔洋洋洒洒,一千字片刻即就。余柏林写了这么久的圣贤文章,今天终于直抒胸臆言之有物一回,心中热血澎湃,文思泉涌,似乎不经思考,笔墨自动便转化成了锦绣文章,如有天助。

到第二篇,就更容易了。

这两句话,在后世也讨论了无数回。

这句话,在最初断句时,为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,好似孔子赞同愚民政策似的。

其实纵观孔子言论,其实不然。孔子生平,在当时便是“离经叛道”之人。周时,政府设国学和乡学两类。国学又分大学和小学两级,而乡学则多称为庠、序、校、塾等,教育局限在贵族之中,平民几乎难以入学。这时候的教育,是真正的贵族教育。平民连读书习字的机会都没有。

东周时期,各国实力割据,为培养人才,有才干的平民也可以入学。孔子对扩大教育持极力支持的态度,他认为,教化民众能增强国家实力。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来说,非常超前,他认为不能仅仅局限在有潜力有培养价值的人,而应推广至所有国民。

孔子不仅言语支持,更是身践力行,推广私学,他的三千弟子,来自各个国家,不但打破国家之分,甚至打破夷夏之分,学生更是来自不同的阶层,不同职业。

这在现在来看,都是很难想象的。

这样的一个明确表示要推行全民教育的人,怎么可能说出“不能让民众知道”的话?

完全是前后矛盾。

余柏林写完孔子生平之后,笔锋一转,开始阐述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解的思想。

最先提出这个断句的人,乃是士族门阀巅峰时期的人。那个时候简直是社会风气倒退时期,讲究上品无寒士,下品无士族,教育再次被贵族垄断。作为贵族代言人,他曲解孔子真正含义,可想而知。

而后来之人,大多是跟风了。

后面那人,虽然跟风,但本身行为上,却是倡导推行教化,并且也做出了许多实事。

余柏林一边写一边心中感慨,其实历朝历代朝廷并没有实施什么愚民政策,反而大多推行教育,力图让更多的人成为人才,为己所用。虽然说学的四书五经局限性很大,从后世来看,禁锢了思想。但对于当时而言,统一思想有,但愚民是绝对没有的。

真正的愚民政策,那是在某几个少数名族王朝才会推行。以少数治多数,人家那么做也可想而知。

那时候不只是教育,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等各方面,都在倒退,不单单仅仅是愚民一项。

比如现在这一策问,明摆着主流文化是不相信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这句话的。现在普遍的断句是,“民可使,由之;不可使,知之。”。即老百姓,若可任使,就让他们听命;若不可任使,就让他们明理。

以写经义的方式解读完这一题目之后,余柏林就开始写从古至今推行教育教化的一系列措施,然后根据本朝实际,以及他后世所见所闻,写自己的见解。

待第二篇文写完之后,余柏林才觉腹中饥渴。草稿已经写完,只需要修改誊抄,余柏林神闲气定,不慌不忙的解决肚中饥渴已经生理问题。

封蔚见其他考生有抓头挠耳,有冷汗直冒,有冥思苦想,也有神情严肃奋笔疾书。唯有余柏林神情与众人完全不搭,在众生相中突兀无比。

他一边姿态优雅的吃着手中糕饼,好像是吃着什么绝世美味一般,一边喝着杯中茶水,仿佛品着上好佳茗似的。他不像是来考试,倒像到一处风景绝好之处,施施然随意坐下,取出笔墨纸砚,随兴而书,端的是潇洒非凡。

封庭坐在高高的丹陛之上,殿中之事尽收眼中。余柏林座位那么特殊,最前排正对着他,其一举一动自然也被封庭全看着。

见余柏林毫不犹豫便下笔,飞快写完草稿之后,就开始慢吞吞悠哉哉的啃饼子,其胸有成竹的态度,影响了周围不少人。

有的人在余柏林影响下拂去焦躁,终于进入状态;而有些人则越发焦躁了。

不过这和余柏林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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